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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创新者：
站在由侏儒叠成的金字塔上的侏儒
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有句著名的评论说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对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地方的创新者来说，另一个不同的比喻会更接近事实。即使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家，他们在创新的伟大历程中也仅仅只是站在由其他侏儒叠成的巨大金字塔上的侏儒。语言、工艺和制度的演化都能够被分成许多小步，而且在每一步中，改进都是相对温和的。没有一位创新者的贡献超过了整体中的一小部分，正如任何单个基因对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的适应性都只有边际上的贡献。其他动物有限的模仿能力似乎阻挡了以复杂文化为特征的累积演化过程。在最好的情况下，黑猩猩的一些创新——诸如使用锤子和铁砧来砸开坚果——可能代表了一种两步式的积累。
语言的例子展示了一项普遍的原则，即许多微小变化的累积效应可以成为文化变迁的有力源泉。在一些案例中，相互关联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很少是音韵、语法和词汇上的差异。19世纪30年代美国完成的一项细致的方言综述让当代语言学家能够相当详细地描述出代际间的语言变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方言的变化速度已经快到足够让那些受过训练的耳朵分辨出来。例如，纽约人逐渐地倾向于对car这样的单词末尾的r进行发音。这些微小变化会随着时间积累起来。如果没有专家注释的帮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错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许多微妙之处，而要读懂乔叟更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对于一位比较语言学者而言，中世纪英语和现代英语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英语甚至与古代的印欧语系有相当大的关联，这是通过一系列词汇实现的，如古印欧语系中的agras意思是土地，而英语的agrarian（土地）就是由这一词汇衍生出来的，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还有许多这一词汇的同根词。
我们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这本书时带有一种直觉，即人类个体非常聪明，且这是我们社会中大多数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然而，许多证据都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类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人类的决策和这些决策背后的心理学原因是文化演化的基本方面。我们一点儿都不想诋毁人类的个人动因，而仅仅是想将它与文化适应的复杂性相比较，这种适应性经由时间漫长而范围广阔的文化演化过程所达到。
科技史表明，像手表这样的复杂工艺品不是由单个发明人所创造的、被寄予希望的怪物。制表匠的技巧是由许多创新者技术上的进步零零散散不断累积所构成的，每个创新者都对最终这个令人惊异的产品做出了微小的贡献。那些在每个阶段与之相竞争的创新都被尝试过，除了科技史外已经没有人会记得它们。我们认为，科技史学家把发明比作突变有些轻率，尽管两者都创造了变化，且将成功的科技凸显出来的过程与自然选择的行为相比较也是轻率的。先把手表的事情放在一边。科技史学家HenryPetroski记录了非常简单的现代制品，例如餐叉、大头针、别针和拉链是如何通过许多次尝试慢慢演化出来的，某些变体吸引了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