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了二十多年，他还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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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联络，四舅按照我母亲说的，让李英还钱。李英却说，钱全花了，还不上了，也不会再来北京打工了，让四舅忘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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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裂无声》剧照
月渐圆，近中秋，母亲又在念叨：“不知你四舅还能回来过节吗？”
我知道，母亲又在惦记四舅了。在每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母亲为了不让单身的四舅感到孤单，都会提前邀请他来家里过节。每年我总要陪母亲往返几次北京，去看望四舅。
每次去北京看四舅，我心情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我也惦记着四舅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担心已经花甲的母亲身体吃不消。每次回家后的那段日子，母亲总是吃不好，睡不着，只反复念叨一件事：“你说你四舅，这辈子还能不能寻个媳妇？”
今年已经54岁的四舅一直没有成家，按农村的说法，是打了半辈子光棍。姥姥去世后，他就孤身一人在北京打工，算来也有近20年了。他的终身大事，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因为姥姥在临终前曾给母亲交代过，让她无论如何“也要给四弟说上媳妇成个家”。
所以，一众姐弟里，母亲最心疼、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四舅，也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
1
母亲说四舅是一个命大的人，也是个命苦的人。
年代的农村条件艰苦，姥姥和姥爷拉扯着七个孩子，忍饥挨饿是常事。四舅还不到两岁时，在春天发起了高烧。那时在农村，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感冒发烧去看医生（村子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熬点姜汤，吃碗热面汤，再用被子捂一下，发发汗，也就挺过去了。
那次四舅烧了三天，体温仍是没退，还开始口吐白沫、抽搐起来了。姥爷见状，赶紧跟邻居借了几毛钱，抱着他去了乡卫生院——四舅前面曾有一个姐姐，在三岁时因为高烧夭折，姥爷怕四舅也挺不过这一关，不敢怠慢了。卫生院的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给开了安乃近（年在德国上市的一种解热镇痛药，我国于年后大量国产，曾是60到70年代医生常用的一种退烧药，因为副作用过大，已于年被禁用），姥姥把药片压成面面，就给四舅灌了下去。
医生提醒姥姥说，孩子发烧这么厉害，“怕不是什么好病”，不要让他传染给其他孩子。回家后，姥姥就狠下心来，把四舅送进了柴房。
那时候村里家家都是孩子成群，为了防止传染病，几乎每家都会把病孩子关到柴房里单独搭的小床上隔离起来。如果病孩子能吃东西，就喂几口小米汤，如果不吃，就不再喂，等几天后病孩子没了鼻息，就把尸体埋到村里的乱坟岗里。村里的风俗，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埋进祖坟，所以那片乱坟岗里每年都要埋十几个病孩子。母亲和我絮叨起小时候的事时，曾说：“那时我就七八岁吧，常常看到野狗拖着那些病孩子的尸体乱啃，吓得从不敢去那里打猪草。”
灌了两天药，四舅的高烧总算退下来了，张着小嘴还到处找东西吃。母亲感慨地说：“我寻思他都活不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命大！”
四舅顽强地活下来了，但好像因为吃药留下了后遗症，长大后做什么反应都比别人慢半拍，在家里时常被三个哥哥呵斥。他锄草时能比别人慢一垄地，扬麦子时又总会把太多的麦粒扬在地上。
转眼到了80年代初，有一年夏天天气酷热，作为麦收主要劳动力的二舅和三舅都被换回家休息，留下了四舅和五舅在打麦场上看麦子。看着两个哥哥不在，五舅转身就溜到运河里洗澡了，只剩下了实心眼的四舅还在那里。没过多久，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雨就要倾盆而下，急得四舅连忙拿起铁锨去堆麦子。他心里一急，手里就乱了方向，等二舅他们赶到打麦场时，麦子被四舅堆得乱七八糟，气得二舅把他臭骂了一顿，还踹了几脚。
自那以后，四舅就有了想走出家门看看的念头，他后来对我母亲说，“如果一直在家干农活，早晚会被哥哥们骂死”。
隔年春天县武装部招兵时，村里照例动员男娃多的家长。姥姥有五个儿子，自然成为了重点的动员对象。当时大舅已经成家，二舅在学木匠手艺，五舅还小，只有满了16周岁的三舅和四舅够得上当兵的年龄。但姥姥并不想让两个儿子去——三舅干得一手好庄稼活，是姥姥最得力的帮手，家里和地里都不能少了他；不想让四舅去，纯粹是因为他心眼不灵活，怕他在部队受欺负——其实，四舅干农活虽然慢，但干别的事还是很利索，像洗洗涮涮、打扫卫生这样的活计，他能干得特别好。
四舅瞒着姥姥，在一个清晨偷偷地和村里的伙伴们约好，一起去了镇上报名体检。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体素质很好，挑选的军官一下子就看上了。
等他“验兵”后回家，告诉姥姥姥爷他马上要去入伍时，家里人都吓了一跳，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榆木疙瘩老四，竟然还会有自己的想法。
4年后（当时是四年制义务兵），四舅复员回家了，经过军旅生活的磨炼，他待人客气、懂礼貌，讲究卫生，做事也成熟了许多。
在四舅当兵期间，姥爷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姥姥带着还没成家的四个子女，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地给二舅盖房、结婚，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四舅从部队回来后，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土里刨食的日子愈发艰难，我母亲四处托人，最后为他在县食品厂谋了份临时工。
2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在张罗着给四舅说媳妇。
年，四舅遇到了他的初恋女友王月。身材瘦小的王月和四舅是同事，是食品厂里的正式工。
记得有一次我去四舅的宿舍玩，王月也在，正懒洋洋坐在床上，指使着四舅干活。她一会儿让四舅给她削苹果，一会儿又让四舅给她洗衣服，边吃苹果边数落四舅，“上次你把我粉色的裙子都染成黑色了，这次你要赔我一件。”四舅笑呵呵地说，“放心，我再给你买一件粉色的。”
那时在我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眼里，单眼皮、肤色黝黑、长得并不漂亮的王月就像个可恶的地主婆。四舅给我也递过来一个苹果：“丫头，吃苹果啊。”我气呼呼地没接，转身跑出了他的宿舍，身后传来他的喊声：“别走，给你妈妈捎几个苹果！”
王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四舅的照顾，四舅也没有任何怨言，甘之如饴地为她付出着。看着四舅这么中意王月，我母亲便托人到王月的家里提亲，没想到却遭到了王家的拒绝。母亲觉得蹊跷，便偷偷去打听，才晓得原来王月脚踩两只船，她这边和四舅谈着恋爱，可眼看着四舅这个临时工迟迟转不了正，便又背着四舅谈了邻县一个工厂里的正式工，最近已经跟那男人订了婚。
实心眼的四舅被王月耍了。
为了让四舅从初恋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母亲以每月安排一次相亲的频率为他介绍女朋友，但因为各种原因，四舅却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年，母亲托人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想让四舅去当上门女婿。这户人家只有一个女儿，条件不错，结果，人家女孩没有看上四舅，倒是相中了陪四舅一起去相亲的五舅。五舅倒插门后，姥姥总觉得这件事实在对不起老实、孝顺的四儿子，于是更加拼命地攒钱，想给四舅盖间好房子，让他尽快成家。
年我上了中学，寄宿。等到第一个暑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去姥姥家——要给四舅盖的房子上房梁了，在我老家，这是和婚丧嫁娶一样的大事。那天父亲找来了一辆大卡车帮着拉木料，姥姥家来了二十多位亲戚朋友捧场。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姥姥这个寡妇老太太怎么这么能干。
四十岁就守寡的姥姥，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五个儿子每人盖上一间新房子、娶上媳妇。我难以想象姥姥这个宏愿实现的困难程度，只知道她几十年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欠下无数外债，榨干了自己的每一滴血汗，终于把五个舅舅的新房全部盖好了——除了四舅，几个舅舅都各自娶了媳妇，有了自己的小家。
四舅当天也很高兴，热情地招呼着亲戚朋友们。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姥姥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体和笑盈盈的脸庞，成了四舅新房前最美丽的陪衬。我陪着姥姥在新房四周转了一圈又一圈，她高兴地指着那些砖和瓦对我说：“你看，等房子都盖好了，你就要吃上四舅的喜糖了。”
当时，我们祖孙俩都固执地认为，盖好了房子，四舅很快就能娶上媳妇了。
年的正月刚过，六十六岁的姥姥还没有完成她给四儿子成家的心愿，就离开了我们。
那天，田野还没化冻，地里也没有活，姥姥就去邻居家串门。她一边给四舅做着布鞋，一边跟邻居大娘打听着方圆的村子里还有哪家姑娘没有寻下婆家。邻居大娘说，前村有一个姓姜的老姑娘，她可以替四舅上门说媒。姥姥哈哈大笑地说，“好，好”，然后身子突然往后一仰，摔倒在了地上。
姥姥是突发脑溢血，等三舅开着医院时，人早已驾鹤西去，再抢救也没用了。
姥姥去世后，四舅工作的县食品厂也破产了，他找我母亲商量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母亲便让他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了县城里住，这样平时四舅就可以去周围的工厂打打零工。
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四舅的拒绝：“姐，孩子们还在上学，你们家也不富裕，我不能给你添麻烦。我想到外面闯一闯，农活我也不会干，这么大岁数还没说上媳妇，不想再回村里让乡亲们天天笑话了。”
母亲觉得四舅说得也有道理，姥姥不在了，四舅一个人回村里生活，她也不放心。
于是，四舅回了趟村里，先把姥姥住的老宅子锁了，又把他自己的新房子也锁了（新房子里面还没有安装窗户、屋门，也没有装修，只有一个大门），然后背着一个蛇皮袋、卷了一套被褥，就和老乡一起去北京打工了。
3
刚到北京时，四舅在一个老乡开的酱菜厂里工作。厂子在北京的远郊区，开始母亲还去厂子里给四舅送东西，担心他不能适应，“十几个老爷们住在一个宿舍，东西摆得到处都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知道你四舅受得了吗？他那么爱干净”。
可四舅并没有向我母亲抱怨什么，踏踏实实地工作，过春节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春天，我放学回家，开门却撞见四舅正坐在客厅里。听他和母亲聊天，才知道原来是工厂宿舍里有人用“热得快”，把电线线路烧了，然后整个宿舍都被火烧着了。当时四舅正好在车间上班，知道消息后想冲进宿舍拿衣服和被褥，可已经来不及了——火势太大，行李和日用品全被烧成了灰烬。
四舅这趟请假回家，是想让我母亲给他做几床被褥。我见他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关节肿大，还微微泛着亮光，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长期切菜累的，冬天酱菜厂里也没有暖气，蔬菜都冻成冰疙瘩，为了方便切菜，他有时会摘下橡皮手套，结果现在手指一碰凉水就肿，有时还疼。
母亲从老家买来了最好的棉花，准备为四舅做四套新被褥。等着被褥做好的那几天，四舅也没有闲下来，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我家里的小院打扫干净，给需要上早自习的我做好早饭。每天放学回家，我总会发现四舅给我们的惊喜：他把蜂窝煤从大门挪到厨房的角落，又把小院前的一片菜地都翻了一遍，黑乎乎的厨房被他收拾得光洁明亮。
当时四舅已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酱菜厂里有热心同事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离了婚后自己带着孩子生活的女人，叫王丽，老家在东北。四舅和她谈了半年多，王丽也觉得四舅老实、可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对象。
那一年年底，他们一起回到王丽的老家去见王丽的父母，可万万没想到，王丽的父母竟然嫌弃四舅穷，跟女儿暴怒，还把四舅赶出了门。
从那以后，四舅再也没有见过王丽。
四舅在酱菜厂干了四年才离开。后面的十几年，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做送货工，工作还算稳定：周一至周五白天上班，在繁华的大北京四处给超市送货，将成箱的色拉油、酱油、各种调味料一件件地扛拉到仓库；晚上下班后还要到出租屋附近的学校、超市门口去打爆米花，周六、日休息的时间，他就去收破烂。木讷的他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自己，这点很让我母亲自豪。
母亲也断断续续地又给四舅介绍过几个对象，我记得有我父亲老家的一个堂妹，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两个孩子。母亲带着这个堂姑子去了北京，和四舅见了一面，堂姑子提出让四舅去她家门上过日子，四舅却害怕到人家受气，又担心自己干不好农活，无法养活人家的两个孩子，便推脱了这番好意。
还说过一个四十岁的“王姑娘”，当时母亲喜滋滋地把四舅的手机号亲自送到王姑娘手上。谁知，这个王姑娘脾气古怪，和不善言谈的四舅完全找不到共同语言。于是，这门看上去年纪相当、门当户对的亲事也吹了。
4
年春节前，母亲和四舅打电话时，听他说找了个对象，已处了大半年时间。这下，母亲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就命令我买车票，去北京看四舅，顺便看看他的对象李英。
“快，给你四舅打电话，问问他今天晚上还去不去打爆米花？”那天到了北京郊区，刚迈进宾馆的房间，母亲就催促我。
临近春节，四舅正忙着到处送货。七点多天黑透了，外面下起了小雪，四舅来到了宾馆。他比前一年春天见面时瘦了一些，凹陷的两腮把眼睛衬托得更大了，身上那件黑色的羽绒服油腻腻地泛着白光，头上还沾着些许没来得及融化的雪花。他给母亲拎来了一袋子苹果，说是公司发的福利，让我们尝尝。
“老四，以后下雪、下雨的，就别出门打爆米花了。别光顾着挣钱，身体做下病就晚了！”母亲拉四舅坐在了宾馆雪白的床上，四舅不停地在蹭自己沾满泥巴的鞋，把地毯的一角抹得黑乎乎的，很惹眼。
“你们怎么样了？”
“李英说要跟我回老家订婚。”四舅小声地嘟囔着，“但是不能结婚，她找人算卦了，说结婚后会克我，非死即伤。”
听四舅说，这个叫李英的女人，多年前丈夫车祸而亡，留下她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大了四舅五岁，在北京做保洁员，是经老乡介绍认识的四舅。他俩同居已经半年，这段时间的吃穿用度，以及李英在老家的那个儿子的一切开销，全是四舅一个人在负担。
一听女方迟迟不肯结婚，可把我母亲急坏了，她给四舅下了最后通牒：“你和她摊牌，她要不同意结婚就分手；如果同意，就尽快把这婚事给办了。”
四舅“嗯”了一声，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憨憨地笑着，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洁白的婚纱，浓妆艳抹的精致妆容，也掩饰不住的她苍老的年龄。
“怎么样？”四舅兴致勃勃地问我。
“还行吧。”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不忍心让他伤心。
我和母亲心知肚明，这女人十有八九是在骗四舅。这么长时间了，她不让四舅跟她回老家见父母，更不肯订婚，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推脱着。
宾馆的暖气开得很足，母亲叫四舅把羽绒服脱了。四舅拉开羽绒服拉链，指着里面穿的大红的保暖内衣说：“这是她买的。”那语气像是找到了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让我母亲宽心。
我一时竟有些理解四舅了——偌大的北京，十几年的孤苦无依，终于有一个女人愿意关心他，知冷知热地疼他，纵然是骗，他大概也是心甘情愿的。
隔天晚上，我和母亲去了四舅和李英的住处。母亲的本意是想看看李英，亲自盯问一下她是不是想真心和自己弟弟过日子。但是我们那晚并没有如愿，因为春节前正是保洁员们最忙的时候。
在四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在六环外的出租房。那是一栋郊区农民的自建楼，楼右侧的空地还有工人正在盖楼，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随意地堆在楼前。穿过一条四五米宽的过道，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个蓝色车棚，里面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三轮车、摩托车和电动车。昏暗的灯光下，车棚的最外侧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上面放着一个小型煤气炉和一个爆米花用的小锅。
“姐，这就是我花三百元钱买的三轮车。”
看着这辆三轮车，母亲担心地劝四舅：“你出门时小心点，北京车多人多，不要让人撞了。”
“没事儿，我骑习惯了，打爆米花骑它，收破烂也是骑它。”四舅安慰母亲。
我和母亲进到了四舅的住处看了看，五层的自建楼，一个一个房间出租，左右两侧分别有两个卫生间。四舅和李英租的是一楼的房间，里面放了两张高低床，下面住人，上面放了一些杂物。一张蓝色的布帘分隔出了卧室和厨房，“卧室”里还有一台电脑。
“四舅，你什么时候学会电脑了？”我问。
“这是个二手电脑。”四舅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只会QQ聊天什么的，李英也有时和孩子聊聊天。”
一个煤气灶占据了“厨房”的大半空间，菜板、锅碗瓢盆摆得错落有致。看到厨房收拾得干净整洁，母亲高兴地说，“这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一番探视下来，母亲似乎改变了判断，在心里认定李英应该是想和四舅好好过日子的。临走前，她又摸了摸四舅的被子，发现有些薄，就说要给四舅和李英再做两床家乡的棉被寄过来。
那时，四舅每月工资两千多元，每天出门打爆米花也能挣下几十元，再加上周六日到处收废纸卖，一个月大概能赚四千多元。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疼他，两人一起干活、吃饭、攒钱，四舅的日子虽辛苦，但是有奔头。
一眨眼到了年，李英对四舅说，儿子长大了，要她回老家张罗着娶媳妇。临走前，她向四舅借钱，四舅没有犹豫，给她取来了自己全部的五万元积蓄。李英回到老家后，一开始还跟四舅有联系，说那些钱都给儿子说媳妇用了，没法还他，后来又说让四舅好好工作，等她回北京就结婚。
可说归说，半年过去了，李英迟迟没有回来的意思。最后一次联络，四舅按照我母亲说的，让李英还钱。李英却说，钱全花了，还不上了，也不会再来北京打工了，让四舅忘了她。
后来我母亲气得在电话里不停地骂四舅：“老四啊老四，咱在女人身上吃的亏还少吗？再也不许给女人花钱了，自己岁数也不小了，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吧！”
四舅没有去李英的家乡讨要借债，只是更卖力地工作，下班后，还去附近打爆米花，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晚上十点半，我母亲给他打电话，他说还在外面打爆米花没有回家。
5
祸不单行，年，四舅在一次公司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甲状腺瘤。
这十几年，他一直在这家贸易公司工作，每次见我和母亲，从不对我们喊苦喊累。他说的更多的是公司待遇好，很照顾他，还给他这个十年多的老员工签订了合同，缴纳了医保和社保，每年还组织他们去附近的景点旅游。有时，我带着孩子陪同母亲去看他，他还会拿出准备好的两百或三百元钱，非要塞给我，说给孩子买零食。
体检时查出了这个病后，贸易公司给我母亲打来电话，说要家里人陪他检查、做手术。此时大舅也已去世，剩下的几个舅舅都是当了爷爷的人，平时要照顾孙子孙女，和四舅联系很少。只有母亲还时常记挂四舅，坚持每年到北京看他。如今，六十多岁的母亲和父亲，只好再一次来到北京。
父亲找到公司的工会主席、经理，把四舅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下。好在公司的领导们都很同情四舅，保证在他手术后公司还会和他签合同，并把他调到工作更轻松的仓库工作。
四舅在检查时，我父母一直陪着他。在他手术前，父亲把老家的二舅、三舅和小舅全部叫到了北京，他害怕四舅有个三长两短，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四舅挨个问了侄子侄女们的情况，又特意问了问姥姥给他置下的那栋房子。在老家的三舅说，房子院墙早已坍塌，大门也被乡亲们当作废品收走了，房顶的砖瓦都没有了，成了露天的房框子。
“算了，等退休后再收拾吧。”四舅并没有表现得特别伤心。
我知道，他本来希望退休后，能有个老伴一起和他搬进农村的老宅子里养老。
活检结果显示四舅的甲状腺瘤是良性，没有癌变。只是需要定期检查、按时吃药。好在公司给他入了医保，医药费都能报销。
休息半年后，四舅又回到了贸易公司上班。领导们兑现了承诺，把他分配到了仓库，他的新工作就是清点货物，贴贴标签，轻松多了。
尾声
“有了医保和社保，你四舅养老不成问题了。”母亲和四舅通完电话，又和我念叨，“只是不知道，这辈子他还能不能说上个老伴。”
这时，我的手机显示，四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