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生命基因中就富含着对时装的那份热爱，从小就喜欢用手头的碎布为洋娃娃打扮。
文革停课在家，找到一本裁剪书边看边学，为上山下乡的哥哥缝制工作服，第一次动手就做得相当成功。
70年代初，大街上只能看到草绿色的军装或者蓝灰色的人民装，而极少数"奇装异服"还是通过海外亲友流入上海。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在街上，看到穿着新颖别致的行人，会即刻调转车头，不露声色对着目标绕上二圈，两天后一件不同面料的复制品就会象模象样地穿在我身上了。
年，我和丈夫秉勛十分幸运拿到澳洲签证，随着出国留学的潮流，同机来到悉尼这个陌生而美丽的城市。
在上海，我曾是手表厂技术员，所以带了修表工具，准备勤工俭学。看了几家钟表修理铺，门可罗雀，大失所望。而在悉尼晨报的招工栏里，却意外发现几条招聘服装样品工的广告。我大喜过望，上海的服装爱好，异国他乡却派上用场了。
怀着好奇又紧张的心情，来到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女装制造公司，应试服装样板工。
老板是个挺拔英俊的犹太人，当他得知我身上裁剪得体的连衣裙是自己制作的，就把我带到样品设计制作工作室，开始试工。
坐在一台刚从储藏室里搬出来的老式工业缝纫机前，只用过简易家用缝纫机的我不免有些慌张。先上手的是一件二色搭配的上衣，我驾轻就熟地顺利完成了，却被下一条看似简单的百裥裙难倒了，这时需要用缝纫机先将这块已高温定型裁片的腰部50个裥定位，再装上拉链和腰头。我知道该如何做，但是眼前这部年龄比我还大的缝纫机却不配合：轻踩踏脚板它絲毫不动，踩重一些就快速往前冲，刹也刹不住。转眼下班时间己到，老板过来看着缝纫机边上的满地线头和头上冒汗又眼泪汪汪的我，拿起上衣成品和未完工的短裙，和设计师交谈片刻后，转身对我说:"你明天可来上班，但工资只能按一般流水线上的车衣工水准。三个月后，如果你能熟练掌握缝纫机了，再加工资。"我破涕为笑，虽然工资不高，但毕竟是凭自己手艺在异乡僻壤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一路连蹦带跳唱着歌回了家。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茶饭无味，刻苦钻研，很快对样品室内十余种机器了如指掌，还听懂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服装专业英语词汇，出样速度也越来越快。在和同事的交谈中得知这个老板虽然相貌堂堂，但是为人名声不好，他为逃税坐过牢，对员工和加工商的工资苛刻至极，是行业里出了名的"铁算盘"。正当老板准备上调我的工资时，我向他提出了辞职请求。
毕竟这里是我澳洲事业的起始点，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几位常常教我帮我的意大利裔和西腊裔同事，向那位来自香港，每当我向她求教时总遭到恶意叽笑讽刺的”同胞”礼貌地揮了揮手，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公司大楼。
在澳洲，刚刚起步的服装设计师常会从海外买回一些设计特殊的样品，拍照留底后拆开复制下纸板，换上不一样的面料，或稍加改动，成为自己的产品上市推销。我的新老板Kent也不例外，试工时他在我面前摊开的是一件结构繁复的上衣裁片，我仔细观看原始样品正反面的照片，根据自己在上海读钟表机械时就具备的3D空间想像特长，先用一个多小时将这件左右上下都交叉旋转的复杂裁片用几十个大头针别起来，胸有成竹之后才开始在缝纫机上边想边缝。四个小时后，这件很有創意的成品神奇地穿在dummy(人体模型)上，与照片一模一样。Kent兴奋极了，一把将我拉到他的办公桌前，真诚地说:“只要你肯过来帮我，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的工资。”这时我才知道，刚完成的那件衣服，原来巳有18个人前来试过，有的看了调头就走，有的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去。
于是我第二份工作的周薪比第一份工整整多了一倍。每天早上，Kent将当天的工作交待清楚后，就翘起兰花指对我道声"bye，bye！"，然后出门办事。为了对得起他付的工资以及信任，我尽心尽力缝制一件又一件美丽的时装。Kent常常在我快下班时才回来，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我刚完成的晚装，贴在身上，在试衣镜前扭来扭去，欣赏着自己的设计。由于我从未在流水线上工作过，比拼速度不是我的强项。而Kent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