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医院东院区，新疆医院肾病血透中心护士长窦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隽辉/摄
12楼没什么特殊的。在医院东院区5号住院楼里，这只是普通的一层。
那幢70多米高的灰白色住院楼有近千扇窗户，12楼的窗户就淹没在其中。看不出来它们和其他窗户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当这些窗户的窗帘都被摘下来之后。
这是进入“战时”的一种信号——新冠肺炎的患者就住在这些窗户后面，病毒有可能会粘在窗帘上，对于医护人员那是很危险的。
1月25日，医院东院区被确定为收治新医院，5天后设计改造完成启用，临时准备的张病床迅速收满。不久，这里又接到“3个小时内完成病区准备、转移轻症患者，随时准备接收重症患者”的命令，张病床，变成了张。
这里几乎是抗击疫情的最前沿阵地。医院副院长、东院区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说，收治患者那天全院“战斗了10多个小时，冒着雨，都被淋透了”。既要培训医护、改造病房、接收病人，又要协调物资、保障后勤供应，张丙宏连续30多个小时没睡觉，接了多个电话，直到手机电量耗尽，“人也撑不住了”。
来自全国的12支医疗队到这里支援，有新疆的、陕西的、山东的、上海的……上海的医生来支援时，换防会议上，一位副院长说，过去10多天，每天最多睡2个小时，“如果我说话有停顿，或是思维混乱，请大家谅解。”
最终，上海的医疗队接管了5号楼的11楼和13楼，有队员问，“12楼呢？”
他们被告知，12楼的医护人员不愿撤出来。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和以前一样，没什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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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是后来才知道，在那段时间，12楼是为数不多医护人员“整建制保留下来”的病区。
刚开始的那几天，7位医生和12位护士维持着12楼的运转。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在作为心血管病区的12楼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
为保证防护密闭性，护目镜和口罩边缘要紧紧压实，再用胶带粘紧。时间长了，人的脸颊、脖颈被压出水泡，水泡破裂以后会出现溃疡。
刚开始接诊病人的时候，人手不足，护士们每天穿着防护服在病患区工作6到8个小时。谁撑不住，谁先撤下休息，换其他人再上。摘护目镜时蹭到溃疡处，护士们嘴里会不自觉疼得“嘶”一声。
病患区的过道30多米长。穿上防护服后，走在这里“像是在长跑”。有人“平静地站着就已经很喘了”。还有人护目镜起雾，水珠遮蔽视线，只能靠折射进来的光，凭感觉摸索着在病区走。
一直在12楼工作的心内科主任医师余锂镭也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他的父亲是呼吸科医生，年在湖北孝感战斗在“非典”防控一线。那时印象里，穿上防护服的爸爸像宇航员一样，如今他第一次知道，“那个衣服穿起来还是很难受的”。
本来，余锂镭不想和父亲学一个专业，才选了心血管内科。但他没想到，新的疫情来了，他又干起了和父亲一样的工作。
包括余锂镭在内，12楼的一切都必须迅速适应这样的变化。1月25日，医院被确定为收治医院。
那天是大年初一，随后的改造中，最难的是工人紧缺。张丙宏说，“开到元一个工都找不到人”，医院工地“借人”，派车把工人接来，才按时改造完成。
1月30日，12楼通过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的验收，医院的第21病区。当天，这里就收到了病人将到的通知，但这时整个12楼只有两套防护服。
余锂镭和护士长刘炜要求其他同事全部待在清洁区，他俩穿上那两套防护服，互相检查密闭性没问题，转身走进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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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现在，12楼的条件也算不上优良。主任办公室变成了更衣室和冲洗室，临床教室变成了餐厅。病区对过的楼道，一张医用屏风撑开，隔出了一间“放衣室”——医护人员从家里或宿舍来上班，会在这里放置外套和鞋子。四五个废弃纸箱横着码起来，就是一个“鞋架”。
隔离污染区和清洁区的一扇门很难固定——那是安装时最后装的一扇门，新冠肺炎病人快到了，装修工人来不及装门锁和把手就跑了。留下这扇门和12楼医护人员一起，钉在这里一个多月。
“这是过年期间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余锂镭说，“有点简陋，但这个战斗堡垒，能最大限度保证医护人员安全。”
截至3月9日，一共有75位重症病人陆续走进12楼，23人已从这里治愈出院，11人转为轻症后转院。
刘炜说，医院大都很恐惧，“就像游泳快淹死的人抓了根救命稻草，真就是那个感觉”。
有人被问病程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还有人恐惧到不吃饭，甚至血氧饱和度低了上氧气面罩时，有人拒绝呼吸、憋气。
在12楼，护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查房时，他们总是先送上祝福语。祝福语印在A4纸上，余锂镭特地选了那种看起来像手写的字体，一共有20套。
曾月兰收到过这种祝福。已经70多岁的她是2月1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在此之前，她只在1月19日，去了一趟菜市场，回来后高烧超过38℃。
大年初一那天，她去医院。医院要排很长队才能进去，进去后又要排一个多小时队挂号，然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排队量体温，等走到通往医生门诊的走廊，那里已经水泄不通。
她担心在门诊反而容易被感染，就回了家。在家等了6天，高烧一直不退，1月31日，她只好又去医院，第二天拿到了确诊的结果。
医院东院刚腾出来在收治病人。到现在曾月兰都记得医生跟她说，你们赶快过来吧，我们在这等着你们。
医院见到的第一个人。刘炜告诉她，“阿姨你就想象你得了一场重感冒，一点也不要紧张，你一定要开朗，要配合医生治疗，你的病会好的。”
后来，这种祝福送出去得越来越多。2月5日，医院东院被确定为新冠肺炎医院，当天要将床位扩充到张。
刘炜挨个病房跟入住的病人打招呼，刚开始还担心入住的病人有意见，没想到大家都很支持。
“对于重症病人来说，一张病床就是一条命。”曾月兰说，“不能我现在住进来，就不管那些住不进来的人，我能想象他们多艰难。”
12楼开始变得拥挤了。那天晚上直到次日1点多，曾月兰听到病房外很多人在跑，在喊，有搬仪器的声音，挪动床铺的声音，熟悉的医生、护士的声音，也有没听到过的声音。
这是12楼最累的一天。所有的医生、护士全部紧急上岗，穿着防护服把收起来的床和仪器再搬回病房。
16个病房每间加了两张床。当天，医院东院一共完成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收治。
与此同时，各地的医疗队正在陆续向武汉驰援。曾月兰在新闻上看到，医院要被来支援的医疗队接管。
曾月兰担心12楼的医生护士会不会被调走，她就在护士查房时悄悄打听，“怎么样，你们走不走？”
刘炜回答，“我们不走，你们放心吧，我不撤，余主任也不撤。我们的病人，我们要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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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锂镭说，大家留下来其实倒不是刻意的，“我们可能刚好有个整建制在这里。”而且，按照余锂镭的说法，一个医护团队治疗这么多患者，对这些患者最熟悉，“如果一直在我们手上，更有利于他们康复出院。”
随着12支医疗队人入驻医院东院，医院其他科室的医护合并过来支援12楼，加上新疆支援的人，12楼有了49位护士、17位医生。
来自新疆医科大学医疗队的窦丽2月10日进入12楼。年“非典”时期，窦丽也在护理一线。护士们脸上的压疮让她想起当年的自己和同事，“压出泡又爆掉，然后又好了又被压出新泡。”
姑娘们最喜欢创可贴和好心人捐助的减压贴，可以减轻一些压迫，医院从新疆寄来一批减压贴和黏胶剥离喷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深深地压”。
在防护服里，人会大量出汗，在病患区4个小时基本不用上厕所，水分“从汗腺里就已经排完了”。出来后，极度口渴，有的护士会拿ml的水“一瓶直接就灌进去”。
每天穿上防护服，护士们要蹲几下看看漏不漏气，如果防护服像《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一样鼓起来才算没事儿。
但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平安无事。窦丽值班的时候，23岁的护士常宁在病患区发现防护服裤腿上有个小米粒大小的洞，检查时没有发现。这时，她已经进去一个多小时。
按照“已经暴露”的应急流程，窦丽在缓冲区把常宁所有衣物消毒处理，再让她到冲洗室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洗澡消毒。
常宁回到宿舍隔离观察。她幸运的是，防护服其他部分防护较好、消毒及时，两周未见异常。
“那件防护服存在质量问题，”窦丽说，可能上百件里只有一件，概率很小。但在传染病防治的战场，如果有一个人因此倒下，有可能整个团队都会被隔离，造成更大的人力资源紧缺。
这就是传染病区残酷的地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穿防护服的过程被分解为7个步骤，贴在过道墙上，下面的桌子上对应放着装备。余锂镭说，这样可以减少头脑记忆失误，“不用记，只要跟着步骤走到哪一步，你拿哪一步的装备戴上就行。”
12楼原有的护士和外援按4到5人一组分组，每组都被要求上完一套班后回去休息5天，循环上阵，“隔得时间长，即使万一出现感染情况，不至于全军覆没。”
“对大家真正的好就是都保持距离，为了保证团队完整，时刻都要把你的同事当做‘感染者’来防范，这样才能保证大家互相警醒。”余锂镭说。
所幸，从疫情暴发至今，12楼的所有医生、护士，没有一位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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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后，12楼的一些设施开始不堪重负了。那扇没来得及装锁的门也变形了。
以前，大家就想了各种办法去固定它。开始是用两个挂钩和一根橡皮筋，但是风一吹，挂钩就坏了。后来，医院东院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熊勇拿着电钻，在门上装了一套老式铁质插销，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变形后的它有些关不严了，这对密闭性要求高的传染病病区来说是“大忌”，医院负责后勤的师傅赶来在门缝打了一层密封条。靠它，12楼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从这门里来来回回的医护人员也是。一个多月来，这里的护士穿过各式各样的防护服。在楼道的装备桌前，他们笑称“世界各国品牌的都穿过了，始终走在时尚前沿”。
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带脚套的那种，拉链拉起来能遮住半边脸，“遮得严，也不用特别使劲压疼脸粘紧口罩。”
窦丽说，女护士们脱了防护服以后不愿意拍照，“觉得太丑了”，都是素面朝天，脸上还有溃疡、勒痕。不过，她开玩笑说，“这也怪省化妆品的。”
周珏秀是这里最小的一位护士。她在年8月刚到12楼上班。在上学的时候，她没有接触过防护服。新冠肺炎患者来之前练习时，在12楼一排人的注视、挑错、指正下，她第一次学会穿防护服。然后，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这个马上22岁的女生，希望过生日那天能吃到不远处光谷步行街上的奶茶和炸鸡。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57岁的护工余长珍和周珏秀一样期待着那一天。她和这些医护人员已经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一位住在12楼的新冠肺炎患者因心肌梗死去世。到那个病房擦地，余长珍感到很害怕，“我的孩子还没成家，我老公年纪也大了，我在这个年纪（出了事）怕他们的身体承受不了。”
她每天在上午9点准时开始清洁病患区。进去以后，余长珍把每个房间和过道的垃圾收走，每天能清理出20多袋垃圾，她一袋一袋拖到污物出口，会有师傅开车运走。她再用消毒液浸泡过的拖把擦地面。
除非腰酸到极点，她不敢停下歇着，她害怕“待时间长了感染”，“那一层楼要慌忙做掉，快要3个小时。”
孩子打来电话说，“网上看到的新闻吓人，妈妈你回来。”余长珍就安慰他，“妈妈不怕的，妈妈是做事的。”
医院一条马路之隔的小区里，那里有她不会做饭的丈夫、没成家的儿子。医院宿舍中，不会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的她，已经一个月没看到过他们了。余长珍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她能快点回家。